1 0 月9 日凌晨，一位老人走完了他1 0 2 年的人生，他的名字叫“杜润生”。对很多人来说，这也许是个太过陌生的名字；但对太谷人来说，不应该忘记他，因为他出生于太谷县阳邑村。他从这片土地走向了全国，和中国数亿农民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。他，被称为“农民代言人”，被誉为“中国农村改革之父”。时至今日，他的思考和建议对于中国改革的深化也极具启示。

个人简历

杜润生，原名杜德，1 9 1 3 年7 月1 8 日出生于太谷县阳邑村。

1 9 3 0 年，考入太原国民师范学校。

1 9 3 4 年，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。

1 9 3 6 年，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1 9 3 7 年抗战全面爆发后，被中共山西省委派到太行山地区打游击，建立抗日根据地。

1 9 4 9 年新中国成立初期，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，中南区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。

1 9 5 2 年，调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任秘书长，兼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。

1 9 6 6 年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后，被停职检查，受到冲击迫害。

1 9 7 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得到彻底平反。

1 9 7 9 年，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，负责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政策研究。

1 9 8 2 年元旦，由杜润生起草的《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》成为当年中央“一号文件”。此后，杜润生多次接受中央委托，主持多个农村政策文件的起草，为关于农村工作的五个中央“一号文件”的出台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
1 9 8 9 年后，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、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先后撤销。杜润生离职后，继续从事农村经济和政策研究。

杜润生是中共第十二次、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，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。

从太谷出发

百年人生历经起伏

杜润生参加过一二九运动，在太行山打过鬼子，之后千里跃进大别山，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。

从1 9 4 9 年到1 9 5 3 年，作为当时的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、中南局军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副主任，杜润生曾在湖北工作，女儿杜霞出生于武汉。

1 9 5 3 年初，杜润生调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、国务院农村办公室副主任，辅助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，参与组织领导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。1 9 5 5 年，由于力主农村合作社的形式应更为多样化、多种经济并存，受到毛泽东点名批评。这一年，杜润生4 2 岁。

1 9 7 8 年后，中国改革步伐的加快，让熟悉中国国情尤其是中国农村的杜润生获得了第二次生命。1 9 7 9 年，平反后的杜润生出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。1 9 8 3 年，7 0 岁高龄的杜润生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、国务院农村发展问题研究中心主任。

力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

调研起草五个“一号文件”

1 9 7 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中国改革的起点是以包产到户为标志的农村改革。而在此之前，高层争论异常激烈。在势不两立的气氛下，1 9 7 9 年，刚刚恢复工作的杜润生试探性地提出，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。这一建言得到了中央高层的应允。事后有人总结，正是农民的“闯一闯”，杜润生的“试一试”和邓小平的“看一看”，促成了这个伟大的变革。

1 9 8 0 年，在杜润生主持起草的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》（即中共中央1 9 8 0 年7 5 号文件）中，包产到户、大包干到户责任制第一次取得了合法地位。“要从实际出发，因地制宜，分散决策，可以包产到组，可以包产到户，也可以包干到户”。这个著名的“可以……可以……也可以”句式，被认为是非常高明的表述。

1 9 8 1 年，杜润生在国务院会议上的讲话振聋发聩。他说，集体经济已难以维持，最大的弊端就是把人捆死；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，不是共同贫困。这一年的春天，杜润生率调查组分赴各省实地考察。当年冬天，杜润生主持起草了改变中国农村历史的中央“一号文件”，他创造性地提出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”这一概念。这份于1 9 8 2 年1 月1 日宣布的历史性文件称：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，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。

3 0 年的大争论就此结束，农村改革从此通向坦途。从1 9 8 2 年到1 9 8 6 年，连续五年的“中央一号文件”，杜润生均是主持起草者。这五个“一号文件”，最终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纲领性文件。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”，也被视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富原创性的经济理论之一。

“改革者”桃李满天下

团队没出一个腐败分子

杜润生一直被誉为“中国农村改革之父”，但他自称只是一个“改革者”，其实，在很多人眼里，他更是“精神上的教父”。

北京西黄城根南街9 号院，中国农村改革“地标”。上世纪8 0 年代，在这个院子里，杜润生领导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，以开放和包容成为思想的聚集地。那些曾经围绕在他周围的年轻人，至今以成为他的门生为荣。

离开9 号院后，“杜润生的弟子”分别走上了中央领导、企业家、学者等不同岗位。当年师从杜润生的一些青年，如今已成为思考和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坚，他们中，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，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、林毅夫，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、办公室主任陈锡文等。

周其仁曾回忆，当时在杜老门下，一年中的大半时间，他们在全国各地的农村做实地调研，然后汇报。“汇报之前，我们那群年轻人整宿熬夜准备材料，因为知道在杜老面前不容易过关。”在不知不觉中，他们的认识层次提高了。周其仁说，在杜润生身边的日子，年轻人惯有的一些毛病，都“像打铁淬火一样把杂质磨掉了”。

对于往事，杜润生曾经说过：“农村改革靠的是一个团队，我是团队的一个符号。可喜的是，这个团队出了不少人才，但没有出一个腐败分子。”

杜润生语录

◎爱人民首先要爱农民。

◎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，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。

◎农民不富，中国不会富；农民受苦，中国就受苦；农民还是古代化，中国就不会现代化！

◎我们欠农民太多。谁要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忘记农民，谁就是数典忘祖！

◎我在农村问题上有一条原则：尊重农民，让农民真正解放。

◎要说中国农村改革，那是从上到下无数人努力的结果，尤其要归功于农民自己的创造精神。我的思想是在农民的自发行为、地方的选择和历史经验的教育下逐步形成和变化的，绝非先知先觉的“一贯正确”。

杜润生的一生始终与中国农村改革、农业发展和农民命运水乳交融，改变中国8 亿农民守着黄土地却吃不饱饭的命运，也为中国农业走向现代化打下基础。2 0 0 8 年，他在“日志中国”纪念改革开放3 0 年论坛上，留下关于解决中国未来农业问题的7 个思索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，保持社会稳定；减少农业人口，保证进城农民有尊严地生活；村乡一级直接选举、罢免政权负责人，组织农会；力求社会公共产品的城乡同等权利；争取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矛盾不要激化；缓解农村人口老龄化、劳动力性别失衡、少数村庄空壳化等矛盾；人的现代化。（孙泰雁史俊杰整理）